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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非强制性的社会治理学术争鸣www.hlmsw.cn,乐凯俊

来源:青色文学网   时间: 2021-04-05

  【作者简介】张康之(1957-),男,江苏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哲学与文化,北京 100872

  正如密尔所看到的,公民在地方政治中的参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服务型政府建设也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当直接与公众接触的政府层次根据服务精神去处理公共事务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模式时,就能够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前进。当前的情况是,越是那些与公众接触面大的政府越倾向于采取控制策略,其行为的强制性色彩也越浓,从而与公众的冲突也就越频繁,并在公众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反弹。在信息技术得到普及的条件下,公众往往把这些基层政府中的强制行为向全社会公布,揭露这些强制行为的丑陋,从而让这些基层政府处于行为选择的困难境地。其实,这是一个机遇,那就是可以将此作为放弃控制、减少强制的转折点,即转向服务。如果这些基层政府能够确立起服务观念,自觉地基于服务意识去作出行为选择,在每一项公共事务中优先想到服务的可能性,也就不会产生与公众间的矛盾,即使出现了偶然的行为选择失误,也会得到公众谅解。反之,在控制导向中作出的强制行为选择,已经置政府于公众的对立面,一旦强制失当而成为公众无法接受的行为,立即就引发公众激烈的反弹,并借助于互联网而使这种行为丑陋的一面传播到整个社会,从而对政府形象造成极大的伤害,并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

  一、社会治理中的强制及其后果

  就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来看,西方国家没有建立起稳定和明确的权力制度,近代思想家们在近代社会的起点上回顾历史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一种所谓“自然状态”。此时,就如洛克所说的那样:“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既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以共同的同意接受和承认为是非的标准和裁判他们之间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以应有的执行。”[1](P77-78)中国的情况与西方不同,在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了完整的权力制度,而且这一制度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张力,甚至显示出了对异质因素的超强适应性。也就是说,能够把那些不属于农业社会的因素包容进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的明末清初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些因素并没哈尔滨哪治癫痫好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原因就是,农业社会的权力制度把它们纳入到自身之中去了。所以,中国的农业社会与西方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所看到的那种近乎自然的状态是不同的。因而,西方国家可以在自然状态的基础上直接走向确立法治为代表的工业文明,而中国则不行。

  从社会控制的视角来看,这也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西方社会由于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权力制度,因而,其控制力是较弱的,而中国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立起了完整的权力制度,因而,其控制力是非常强的,以至于整个社会都被纳入到控制过程中来了,甚至是滴水不漏的那种超强控制。但是,总体看来,农业社会是一种强制的社会,由于中西方都存在着等级制度,它是人对人的强制得以发生的基础。如果说中西方有所不同的话,那仅仅是强制程度上的强弱不同而已。虽然西方的农业社会可以被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描述为自然状态,但它在人对人的强制的问题上,依然是启蒙思想家不能接受的。在某种意义上,启蒙的任务就是为了终结这种人对人的强制,代之以人的平等和自由。当然,我们指出中西方的不同,只是为了说明西方农业社会人对人的强制是以等级制度条件下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因为其权力制度并不完善;中国农业社会的人对人的强制虽然也是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基础上的,但是,却能够直接地得到权力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当然,西方农业社会的强制也应当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尽管它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权力制度,而强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社会秩序的需要。在决定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强制是服务于统治利益的。其实,统治利益恰恰是包含在统治秩序之中的,如果没有统治秩序的话,也就谈不上什么统治利益了。所以,秩序是强制的优先性目标。

  从理论上推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应当是强制的终结,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强制不仅没有在此过程中消失,反而得到了强化。就工业社会的强制是人通过制度的中介而对人的强制而言,更具有普遍性,覆盖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也更加隐蔽。达尔把强制的发生归结为寡头政治,他认为,“在贵族寡头统治的政治系统中,政治资源具有明显的累积性不平等特征:当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在某一种资源(诸如财富)上更为充裕时,他通常也会在几乎其他所有资源上都更为充裕――社会地位、合法性、对宗教和教育机构的控制、知识、官职。在今天的政治系统中,政治资源的不平等仍然存在,但它们通常是非累积性的”[2](P96)。这武汉中际癫痫医院口碑 有了解的吗未免是一个过于乐观的评价,或者说,是完全出于论证民主制度优越性而不顾事实的做法。现实情况是,在民主政治之中,政治资源也是累积的,只不过不是表现在个人(政治家个体)那里的累积,而是累积在政治体系之中的。正是因为政治资源是可以累积的,政治体系才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对人的强制。

  在达尔对纽黑文市历史的考察中,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发展史的结论:“在一个世纪内,一个由具有凝聚力的领导者团体主导的政治系统已经让位于一个由许多不同阶层的领导者主导的系统,每个人都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政治资源组合起来。简言之,它是一多元主义政体。如果多元主义政体与寡头统治相去甚远,那么要实现民主哲学家们所鼓吹的政治平等目标,并使之成为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宣称要支持的民主与平等信条的一部分,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P96)在这里,达尔显然是把美国的民主政治认定为“多元主义政体”,只不过这一政体尚未发展到其典型阶段,所以,依然存在着不平等的问题。即便作出这样一种温和的和妥协性的论述,我们也看到,达尔在理论出发点上是个人主义的,他的所谓多元是个人意义上的多元,每一个个人都是现实中的一元。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即使是在民主政治活动中,任何一个个人也都不能构成“一元”,政治家也只是一个群体的代表或符号,他实际上是在群体的支持下进入政治过程的。如果政治家是孤身一人的话,无论他怀有什么样的政治理想,也不可能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现实的作用。所以,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当开展政治活动的不是一个人时,而是由多人构成一个行动体,就必然会在这个群体中产生某种结构,从而把人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上。这样一来,一部分人的意志就可能强加给另一部分人,这种强加于人的过程就必然是强制的过程。

  这还只是民主政治活动中的行动体内部的情况,如果超出这个群体的界限,进入民主政治的巨系统之中,就会看到,民主无非是工业社会谋求共识的过程,而在共识的形成中,往往诉诸投票表决等形式化的行动。这样一来,投了弃权票的人,投了反对票的人,是如何接受这个并不属于他和与他相对立的所谓“共识”的。只能理解成强制于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当然,表面看来,民主使不平等分散在每一个领域中,或者说,让不平等存在于每一个维度的观察中,而不是像在寡头政体中那样,以一种整体的形式积累起来。从而不以某个人有权对其他人实施强制的形式出现,而是转化黄冈癫痫医院哪里治疗最好成了制度对人的强制,而且似乎是对所有人的平等性的强制。应当承认,达尔拥有一种政治的发展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历史观,他首先从总体性的不平等中历史地分析出具体的不平等,并以这种具体的不平等的视角去观察政治,形成多元主义政体的概念,并认为多元主义政体具有在各个具体领域中去消除不平等的能力,并最终走向总体性的平等。表面看来,达尔的这一分析和叙述是合乎逻辑的,是具有合理性的,而在实际上,他的叙述中则包含着一个独断论的假设,那就是多元主义政体在每一个领域中都具有消除不平等的能力。事实上,这个假设是无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的。

  我们承认,在农业社会后期以及工业社会前期的一些寡头统治中,不平等是累积性的,而民主政治则可以有效地化解不平等的累积效应。但是,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不平等则是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转移的,即在不同领域中使不平等得到转移。具体地说,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间进行转移,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除了极其少数的偶然性个案之外,绝大多数在某个领域中处于底层的人在进入另一个领域之后,依然处于底层。当然,政治生活中的普选权使人们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平等的感受,但这种平等则是转瞬即逝的,一旦人们行使了这种普选权之后,立即就被再度打入不平等的世界之中。所以,如果达尔所说的多元主义政体就是美国的民主政治的话,从其已有的经历中,是很难看到走向平等的希望的。由于不平等的存在,强制也就有了发生的基础,人通过制度的中介而实施着强制,让被强制者承受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压迫力量。所以,在民主政治中依然存在着强制。民主是达成共识的途径,但是,由于民主需要求助于强制,需要以强制为保障。也正是这一点,在现实中破坏了民主所具有的达成共识的功能。结果,由于民主的这一功能丧失了,也就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强制。通过强制(如投票)去形成“一致意见”,并把这种“一致意见”强行命名为“共识”。这是对共识的歪曲,也是民主的堕落。所以,民主的重建在根本上是其达成共识之功能的恢复。只有当民主被当作达成共识的路径而不是社会治理方式的时候,才会放弃对形式民主的追求,才会使实质民主成为现实。只有民主具有了实质民主的属性,社会治理中的强制才不会发生。

  虽然启蒙思想家们表达了对平等和自由的渴望,并提出了天赋人权,使之作为一种绝对命令而被确立起来,但是,在其思想的深层,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对强制的隐喻。在某种中山市治疗癫痫病医院哪家强意义上,我们可以推测说,社会契约论可能是从时间的约定中得到启发而提出的,不同的是,关于时间的约定因为一种机械――钟表的发明而发挥出规范人的行为、统一人的行动的作用,而社会契约论则转化成或引发出一整套复杂的制度体系。钟表是用来标识时间的,却不能保证人们遵守时间的约定,对于尚未生成工业社会观念的人们来说,往往在时间观念上就显得较为淡漠,钟表的作用相对于他们来说,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所以,钟表只在遵守时间的人那里才有意义。与钟表相比,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以及因社会契约而生成的制度,却不满足于人们的自愿遵守,而是拥有了一种相对于人的强制性要求,以威吓、惩罚等方式迫使人们去遵守构成制度的那些因素。

  从20世纪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民主与集权之间能够实现转换,或者说,在民主与集权之间往往不需要程式化的过渡就可以转变到对方去。比如,希特勒是经过民主的程序而掌权的,也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获取集权的;中国台湾地区的蒋经国是通过集权的方式去终结集权的,并创建起了民主体制。于此之中,所能够获得的合理答案就是:民主与集权一样,都包含着强制,只不过强制的方式、方法以及表现途径不同而已。艾赅博和百里枫在揭示行政之恶时所形成的研究结论是:“纳粹大屠杀并不是因为背离了现代的、技术―理性的行政实践而产生,相反,纳粹大屠杀是其内在的、现代是外显的一种可能性,公务员队伍在屠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施以援手。当最后解决愈演愈烈之时,任何被认为属于现代专业主义的因素――教育与技能、伦理标准、科学方法、官僚程序以及对选举官员的问责等等――都没能避免或者抗拒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在巨大的邪恶面前,公务员心甘情愿,未对受害者有所帮助。今天,他们仍然如此,因为行政之恶有面具的掩盖。”[3](P81-82)如果进一步把这种“行政之恶”也理解为“政治之恶”的话,我们就会认识到,即使在法西斯主义集权的情况下,在这个国家中,关于民主的信仰也一直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甚至一切反人类的罪行都是按照某种民主程序作出的。只不过西方学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愿意将这个结论呈现给我们而已。总之,强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表现,民主政治只不过是在尊重普遍人权的名义下实施强制,法西斯主义在实施强制时则更多地尊重民主程序而不是尊重普遍人权,而且,它们都是出于社会秩序的需要。所以,它们的共同点远比它们的差别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这是理论思考应当给予关注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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